银行行业专题：中国机构配置手册（2026版）之央行篇-流动性扩张新范式

　　核心结论

　　作为流动性的“总闸门”，理解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思路：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大部分。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目标并非一蹴而就，央行会根据传导机制，设立相应的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同时，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当局对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视程度会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机调整。但不同目标对货币政策走向的要求并非总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从而导致货币当局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判断人行行为，主要是对货币政策目标变化做出预判。

　　理解我国中央银行行为，核心要认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银行体系之下的货币派生过程，可分两个部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货币派生。不过近年来财政净支出已成为货币派生的重要途径，贡献了M2增量的约50%。另外，广义货币流动性还受派生后的货币流通和退出的影响。

　　央行控制广义货币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调节基础货币总量。央行已常态化开展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通过在二级市场双向交易主动调节流动性并引导收益率曲线形态，既弥补了单纯依赖短端政策利率向长端传导的不足，也有效平抑了超长期国债发行节奏与资产荒配置需求带来的期限溢价扰动，使7天逆回购利率的价格信号更顺畅地延伸至中长期限。

　　近年来货币政策调控逐步淡化数量中介目标，契合我国经济转型的现代货币政策需要。（1）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强相关性依赖一个基本假设，即流通速度较稳定。但货币政策具有内生性，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和制度因素所决定的稳定变量，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也同样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2）中长期角度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相一致。因为新兴产业业态各异，资本和产出的也没有相对稳定的量化关系，不再适合锚定数量型中介目标。直接融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等都会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超级央行”时代来临，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推动资产定价主导权切换。

　　2026年，央行货币政策正处于从“单一总量调控”向“超级央行”范式切换。“超级央行”，是指央行在原有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上，叠加宏观审慎管理、金融监管协调与地方债务/地产风险化解的职能，对国内金融资产定价形成系统性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在三条主线：一是对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全面掌控，结构性工具与国债买卖逐步替代外汇占款成为流动性主源；二是对债券收益率曲线的边际定价权，通过买卖国债调节期限溢价、纠偏机构非理性拉久期；三是对权益资产的结构性引导，互换便利、定向融资工具等驱动红利与科技板块的机会。与之配套的是，货币政策框架已完成“7天逆回购利率为单一核心政策利率+50BP新利率走廊”的锚定，流动性传导链条精简为“OMO7天政策利率—DR007—LPR/债市/信贷”

　　2026年，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呈现“国债买卖常态化+财政净支出+外汇占款阶段性回暖”多重变化。继2024年8月央行在二级市场启动国债买卖、2025年操作全面常态化后，2026年该工具已成为替代MLF的中长期流动性底座，兼具“降低银行边际资金成本”与“双向修正收益率曲线”的双重功能，抑制30Y-10Y期限利差过度平坦化。与此同时，2026年净结汇转正成为基础货币派生的重要增量，外汇占款结束2017年以来的长期横盘出现阶段性温和扩张，与财政净支出（中央政府加杠杆）共同构成“非信贷派生"的主力。工具层面，央行在“7天OMO+窄利率走廊”之外，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纳入精细化管理工具箱；2026年4月起连续地量逆回购的投放方式，也反映出央行对资金空转与非银过度加杠杆的关切。

　　我国央行行为的变化，是对“汇率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经济增长”的多元目标进行动态权衡的过程。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适度宽松”，而银行业净息差已压至历史低位、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央行操作呈现“价格温和引导+数量精准对冲”的特征：资金面告别2025年末的极致宽松。传导层面，M2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继续走弱，货币流通速度下行与存款非银化加大了调控难度。对资产定价而言，央行通过“政策利率→无风险收益率→估值中枢”夯实债券短端定价，通过卖长债压制机构长端拥挤，通过互换便利与红利导向影响权益市场风格。对于机构行为而言，这样观察并跟随央行操作，已成为银行、理财、保险、券商等机构配置的“必修课”。“超级央行”时代的真正含义，是央行从被动适应者走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