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宏观经济展望：砥砺前行，苦尽甘来

　　海外通胀，国内通缩，这意味着内外部供需错配，无法形成良好的匹配互补，可视为“脱钩”的一种表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疫情后，中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保持克制和谨慎，与欧美日形成明显差异。

　　疫情后政策选择的不同，也体现为经济表现的差异。从PMI表现看，强刺激下，欧美日经济出现了一轮较强的复苏，21年见顶后逐步走缓。同期中国经济表现更加平缓。23年以来，经济“东升西落”的预期并未兑现。

　　个人消费支出增长是为美国经济提供韧性的重要因素。目前美国私人净储蓄增长对消费的支撑作用已经消耗殆尽。2023年支撑消费的主要是较高的居民收入增速。

　　此前劳动力参与率向上修复的过程，虽然增加了就业，但并未显著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面，使得薪资增长维持了较快的速度，配合就业人数增加，提升了美国私人总收入，进而刺激消费。目前劳动力参与率修复过程可能已经基本完毕，则后续就业人数增长或放缓。

　　预计2024年美国私人部门收入增长大概率放缓，进而对消费的带动效应降低，而消费动能放缓大概率驱动美国经济走弱。2024年美国通胀水平预计进一步走低，能源价格可能会扰动通胀回落和美联储转向宽松的进程。2024年美联储将进行通胀与经济目标的再平衡，政策大概率实现由紧到松的转向，但极速转向的必要性并不强，在转向宽松的态度上或偏谨慎。市场预期大幅超前，可能过于乐观，需警惕预期回摆引发资本市场波动调整。

　　我国居民消费是内需的源头，居民部门去杠杆成为阻碍当前内需修复的核心因素。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包括：居民部门杠杆率已攀升至高位，房地产出现长周期拐点，房价与A股走弱产生负财富效应，社会压力大生育率下降等。

　　目前制约楼市销售回暖的有三大因素：居民部门杠杆率高企、购房人缺少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对房企信用风险的担忧。

　　从政策面来看，应将重点放在提振居民部门收入和预期上。鉴于当前我国通缩风险甚于通胀，且改善居民收入也缺少其他较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我们认为2024年对居民部门实施较大力度的现金补贴是同时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财政政策选项。

　　在政策加强消费刺激的前提下，预计2024年消费动能进一步回升，但由于失去了低基数对同比增速的抬升作用，2024年消费同比增速或较2023年走低，预计在5%-6%区间。

　　2024年预计能见到房企信用风险下降、楼市销售回升形成正向反馈。但在多项约束下，大概率仍是弱修复格局。预计2024年房地产投资依然将对经济有所拖累，全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或录得-6%左右。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逐年攀升，隐性债务问题突出，地方政府妥善化债，维持金融稳定成为近年来金融工作的重点。2023年下半年针对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各部门密集表态。化存量、控增量原则下的一揽子化债方案须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一步降息对于债务置换有重要意义，同时，财政政策空间有望进一步扩大。而长期来看，需谋划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4年政策总体基调——继续“稳”字当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先立后破，工具创新。财政政策将“适度”加力，预计2024年赤字率不低于3%，货币政策则延续偏宽松基调，利率有望进一步调降。

　　总结来看，2023年美国经济强、通胀高，货币政策大幅收紧，中国经济弱、通胀低，货币政策持续宽松，2024年这一状况将明显改变，中美在经济、通胀、货币政策方面预计会全面走向靠拢与收敛。外部流动性对国内经济和资产价格形成边际利好。政治局势方面，2024年美国大选，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都可能带来我国国际形势的波动，阶段性抑制市场风险偏好。

　　国内方面，政策推动消费与房地产的修复是2024年重要看点，预计二者方向上均较2023年改善，但幅度上难有过高预期，这决定了总体经济弱复苏的格局。预计2024年GDP增长目标维持在5%左右。对于2024年总体经济复苏形势持有限乐观的判断，在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发力的情况下，预计2024年全年GDP有望达到5%。

　　当前呈现的通缩压力会相应缓解，但全年CPI和PPI同比大概率处于低位，呈现弱通胀格局。受益于中美利差的倒挂幅度大概率收窄，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相应缓解，全年人民币有望实现小幅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