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开宏观】天津：“渤海之滨”转型，财政债务形势全景
天津地处我国华北平原东北部，北依燕山，东临潮海，西靠首都北京，并被河北环抱；经济腹地辽阔，身负拱卫京的重要使命。位于潮海之滨、海河之津的天津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作为我国近代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天津一度是北方经济第一城，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照相机、第一台国产电视机均诞生于此。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沿海港口城市优势不断增强，并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等。2001-2014年，天津名义GDP年均增速高达13.5%，实际GDP增速11.2%，GDP总量常年位列全国城市前六强。
但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生态环保重要性上升的背景下，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天津颈势逐渐显现。2015-2022年天津名义GDP年均增速降为5.5%，仅高于东北三省；实际GDP增速4.2%。自2020年起天津GDP近40年来首次掉出全国城市十强，与深圳的差距持续扩大，2022年天津GDP仅为深圳的50.4%。事实上，近年天津经济的落寞是北方经济的缩影，与其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一是天津产业结构偏重偏旧，以石油化工、汽车制造、治金等为代表的重工业仍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20年石油开采及加工、化学原料制造、黑色金属治炼、汽车制造等行业利润总额占天津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重为60.8%。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环保重要性上升对天津工业发展模式带来巨大挑战，2015-2016天津第二产业一度陷入负增长、第三产业占比被动上升。
二是过往路径依赖、转型偏慢、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多重因素，导致高技术产业培育偏慢。2020年天津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4%，较2015年仅提升1.9个百分点。2019年天津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仅1.7%，不仅显著低于广东（29.4%）、江苏（15.1%），还低于上海（4.7%）、北京（3.7%）、重庆（3.6%）。
三是偏重的产业结构挤压使得天津民营经济规模偏小、活力不足、创收能力有限。天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其他直辖市或主要城市相对较低，消费后劲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乏力。与全国经济GDP十强城市相比，2022年天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003元，不仅低于上海、北京，还远低于苏州、杭州、广州、南京、深圳。
作为直辖市之一，天津经济底子厚、工业基础好，但发展动力放缓、人口流出、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等问题突出，经济形势反映到财政上，集中体现为：天津财政对中央财政有净贡献、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较低；市级财政相对集权；制造业创造天津超四成的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低、增速慢、人均高；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有限。由于天津对转移支付、土地财政依赖不高，债务成为补充天津可用财力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天津债务问题频频引发市场关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债务率高、债务结构失衡。2022年天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8645.5亿元，债务率达到295.1%，位居全国第1，债务风险相对较大。此外，从债务余额结构来看，天津专项债占比较高，2022年专项债务余额达到6650.8亿元，占天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比重达到76.9%，位居全国第2。然而伴随有收益的优质项目减少，专项债对应的项目收入难以覆盖还本付息支出，专项债正在逐渐浴为事实上的一般债。2022年天津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仅14.8亿元，占专项债务余额比重仅为0.2%。
二是债务付息支出压力大，2022年天津专项债务付息支出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重已达到18.2%，财政重整风险有所上升
三是早年政府主导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马并未带来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工业、金融业项目引入论证不充分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效益较低，并形成了大量的债务负担，隐性债务化解压力大。2015年以前天津主要通过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的快速扩张为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于家堡金融区、响螺湾商务区等新区建设筹集资金。2012-2015年天津融资平台有息债务年均增速达到17.1%。但过去天津滨海新区填海造地规模脱离实际需求，空置现象严重。2002-2018年天津南港工业区填海造地面积达8577公硕，由于落地项目少，空置率达91%。2015年以后，城投有息债务增长接近停带，2015-2022年年均增速仅0.5%。然而前期填海造陆负债较多，叠加部分国企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引发债务违约，进一步拾升了天津融资平台融资成本，区域内偿债压力较大。
“十四五”期间是天津发展谋求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国内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发展安全重要性、大力推进京津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天津经济发展有望重焕活力。一是当前能源安全重要性上升，天津坐拥我国最大原油生产基地潮海油田，通过加快技术创新，兼顾环保与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京津真协同发展背景下，天津有望利用其良好的工业基础，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等“一基地三区”定位，推动重大项目、优质企业、创新资源落户天津，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伴随天津产业结构升级，有望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加大三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需统筹各项财政资源，充分发挥引导基金、贴息等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充分发挥财政对天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引导作用，在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一是财政通过适度提供税收优惠、贴息、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大力改善营商环境，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三是加快盘活国有资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引资、引治、引业、引才提高国企发展活力与效率。四是统筹财政资源，盘活、调动可用资源资金补充财力化解债务，包括国企利润上缴、土地出让收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加强市场沟通、提振市场信心，与金融机构协商以进行债务平滑、债务置换。五是推动城投平台转型，从“政府融资平台”转向“市场化经营”，从“政府代建”到“产业投资”，布局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