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开宏观】双重“新三期叠加”：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思考及建议

　　一、经济的潜在增速是多少？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各方有较强共识，即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因此经济总体处于疫后持续恢复态势，但由于基础不牢，潜在增速未完全发挥出来，宏观调控有必要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加快经济恢复步伐。然而关于经济潜在增速的具体水平，专家学者们却莫衷一是：既有“中国人均GDP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乐观派；也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等导致潜在增速持续下降”的悲观派；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派。

　　潜在增速有一个常见误区，即常被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存在“宿命论”的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一定能高速增长吗？非洲的大量贫穷国家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是警示案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不利因素和增长瓶颈，就不能继续突破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贡献过成功经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的预测，正确的会被证实，错误的会被证伪；而社会科学的预测，错误的可能自我实现（例如银行破产的谣言导致银行挤兑），正确的可能自我修正（例如提前预警风险后被妥善化解），人类行为的干预会扭曲原先的发展路径。

　　因此，在尊重增速换挡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应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潜在增速推向可能性区间的上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新均衡。同样曾是追赶型经济体，日韩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而拉美却止步于“中等收入陷阱”，区别便在于前者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经济转型升级，后者则发生经济失速、结构转型停滞。这提供了重要启示：要“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中长期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增长潜力，二是通过逆周期调控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为改革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资源支持。若能做到这两点，5-6%的潜在增速是极有可能的。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5%左右，总体上仍将延续2023年的疫后恢复态势。从动能看，相对确定的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房地产在政策作用下预计将逐步回暖，但恢复力度还要看政策的进一步加码；同时从经济周期来看，库存周期大概率已见底回升，从去库存进入到补库存对于经济增长也是积极作用；从基数的角度，2022和2023年两年平均预计在4%左右，意味着经济仍未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仍存在基数效应。

　　当然，2024年仍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既有人口总量下降等中长期和结构性因素，还有短期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结构性失业等问题，需妥善应对。

　　二、是时候转变宏观调控思路了

　　过去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是重企业、轻居民，重投资、轻消费。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模式，是由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加快发展，尤其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拉动投资快速推升经济增长，而抓住企业主体推动投资，在政策执行上更加短平快，效果更加明显，因此从制度设计到地方政府行为都形成了热衷招商引资、投资饥渴的状态。首先，对于政府而言，数量较少的团体性的企业相比数量庞大的分散性的居民，更容易对接和督导；其次，单个企业的新增投资远大于单个居民的新增消费，就像商业银行更喜欢贷款给大企业一样，工作量小且业绩好。

　　虽然企业和居民都是微观市场主体，投资和消费都属于短期总需求，但相互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一，企业是要参与市场经济下的优胜劣汰的，而人（居民）是经济发展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过度重视企业，可能会使本该被市场淘汰的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并占用其他企业的资源，造成挤出。其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派生需求，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所派生出来的。投资短期是需求，中长期会形成供给，以满足未来的居民消费。如果政策刺激下的当期企业投资与未来居民消费不匹配，短期内投资需求可能会带动经济回暖，但未来会因为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而形成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的困境。

　　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短缺经济的时代，因此重企业和重投资，大体上与经济健康发展和满足居民消费是一致的。但随着中国生产能力快速提高并成为世界工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进行消费升级，再刺激传统企业和投资已不适应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了。这也是当前传统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持续减弱的重要原因。

　　政府的刺激政策应逐步向居民和消费倾斜。以居民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和投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不浪费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例如，对部分特定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推动消费尽快回升，采取中央和地方分地区按比例承担的方式实施；逐步利用个税APP等建立起补贴群体的筛选机制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财政支出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的投资，即从基建转向民生福利支出；通过医疗、教育和养老等财政投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等。

　　三、政策建议

　　当务之急是通过扩张性政策推动经济实际增速向潜在增速靠拢，以更好解决就业等问题。

　　第一，建议财政赤字定在4%左右，专项债规模与2023年大体持平或略增加，对外释放积极信号。

　　第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维持稳健偏松的力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保交楼”“科技创新”上要进一步发力。

　　第三，房地产政策在构建新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有三大核心任务：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放开限制性措施，推动相关住房需求释放。

　　第四，注重提振就业、提振信心，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作为一项任务目标提出来，类似这些年的就业优先政策，并出台一些务实举措。

　　当然，我们最期待的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加快推动市民化进程。以保障房建设为契机，进一步解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0%以上，缩小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差。当进城农民工、青年在城市扎根了，才能够真正扩大消费，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力度和效果超预期、全球经济下行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中美关系变化超预期